2007年起，英国摄影师马丁·帕尔（Martin Parr）与荷兰艺术组合鲁小本&泰斯开始进行中国摄影书的收集和研究，他们收集了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的逾百本中国摄影书，重估了摄影书在中国摄影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对愈发依赖影像媒介的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最近，“中国摄影书集”的展览，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拉开帷幕。展览共分六章，通过国内摄影师的镜头，向观众呈现现代中国的复杂历史，展览将持续到5月31日。


荷兰艺术组合鲁小本&泰斯在展览现场

展览在UCCA中展厅进行，包括玻璃橱窗中陈列的超过100部的摄影书、放大的且带有相关说明的重要书籍封面和内页、介绍重要书籍及其内容架构的视频，以及一个供观众阅读的摄影书阅览室。
















承载历史的六个章节

第一部分 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00年至1949年

早期中国摄影均为商业摄影：摄影师销售他们的单张作品或摄影画册，自己承担销售风险。当时摄影师的努力让摄影的价值及功能——记录公众事件和家族历史、制作操作指南，以及宣传和灌输政治教化内容——逐步形成。最早的从业者出现于十九世纪末。这些欧洲的摄影技术专家跟随西方殖民和军事组织来到中国，他们向中国引进摄影媒介，并收藏符合他们品味和喜好的作品。

二三十年代摄影打印技术的发展给中国摄影师在胶印书籍、杂志和报纸等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并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反映在中国的大城市中黑白和手工着色的摄影复制品里，它也被广泛出现在摄影画册、古董和为国内外制作的个人纪念品中的图像影响着。

在21世纪早期这个巨变的时代，在记录中国以及中国摄影师制作的出版物中，摄影常常显得矛盾。那些摄影作品在描绘着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人群的同时，也展现了一片被征服的领土，一个不断发展并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为了建立在“远东”的立足点，那些作品留下了国外审美的印记，同时又提供了一个视角，在新兴的中国艺术界中掀起一场革命——投入其中的革命者认为，摄影是将现代科技和传统美学结合的手段。最为关键的是，这个时代标示着中国的摄影从个人爱好发展成了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体，奠定了摄影日后成为主要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宣传工具的基础。——林希文













《Peking the Beautiful》－赫伯特·C·怀特经常与自己的兄弟约翰·亨利合作。两人曾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在北京生活了八年，他们共同创作了一些关于北京的照片。此外他们还开办了艺术学校，向中国男女青年传授就业技能，帮助他们“了解来自基督教教育的新生活和灵感”。由于1927年共和政府迁都南京，标题中的“北方都城”指的是北京；1937年，政府迁回北京，结束所谓的“南京十年”。这十年大致上与怀特兄弟在北京生活期间相重叠。他们当时对老城的唯美印象，现在只能通过他们拍摄的照片才能看到。













《常见的华人容貌：照片日常生活人物研究精选》－本书的副标题“日常生活”在卡特的照片中被突出显示。他记录了个人和群体的日常生活：编织竹席、修鞋、算命、刻木版印刷、剥花生等等。卡特与很多在中国工作的摄影师（与奥古斯特·桑德当时在自己的祖国发起的类型学探索不同）一起创作了这本摄影书，旨在为西方读者展示中国的现实情况。本书共收录了二十四张照片，周围有简单的线状边，每张均有标题，并且其中一些还有一、两行说明。该图册没有其它文本，页面也没有编号。这本简装图册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页面没有装订，而是松散地通过左边三个孔串的线绳系到一起。这类似于中国传统刻板印刷的线装书（一般在书籍右侧装订）。封面的书名以中、英两种语言呈现。






《美影集》








《Peking》








《People in China》


第二部分 伪满洲国与中日战争：1931年至1947年

这个版块主要展现日本和中国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前及战争期间编辑、出版的摄影画册。1931年，日军在现位于沈阳的南满铁路上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并借此控诉中国军队策划了这场袭击。日军随即借用这场如今被称作“九一八事变”的纠纷，作为侵略满洲地区的借口，并于六个月后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其中由当时政府、新闻社以及各类出版社制作的画册以种种方式鼓吹战争。它们在证明太平洋战争合法性的同时，也鼓动日本军队不断渗透中国领土。这些面向日本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书籍对日本军队的入侵行径进行宣传和辩护。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伪满洲国出版了大量宣传摄影画册。

这些画册由经验丰富的日本摄影师构成的摄影团队拍摄、编辑和出版，试图为满洲国树立一个“年轻国家”的连贯形象，以消除其身份认同的焦虑。他们将“五族共和”的概念可视化，粉饰日军的武装入侵。中共的机关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就这一动机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在本次展览中，我们将这段历史与日本政府当时的官方公告——“又一次，满洲里与日本共同构筑了一个种族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国家”——共同展出。而其他日本本土出版的摄影画册则努力地激发本国国民对这座遥远殖民地的兴趣及亲切感。总之，以上的摄影画册，在展现了日本当年侵略行径的同时，本身也是侵略的一部分。

相对于日本，此时的中国缚于物资和人力资源等因素限制，出产的摄影画册质量较差。尽管如此，作为抵抗方反抗侵略者武装入侵的视觉与语言表达，这些中国画册值得被关注。——顾铮

























《支那事变写真全辑》－中日战争期间，日本蓬勃发展的报纸行业积极投身到了战时宣传之中。《朝日新闻》作为日本的一家主流报纸，编辑并出版了《支那事变真全辑》（共六卷）。第一卷《北支战线》出版于1937年；第二卷《上海战线》出版于1938年；第三卷《黄河、徐州作战》出版于1938年；第四卷《武汉广东攻略战》出版于1938年；第五卷《海南岛、南昌作战》出版于1939年；第六卷《荒鹫部队》出版于1940年，展现了日本空军的勇猛。随着日本与中国陷入持久战，信心受到打击，这类歌颂侵略的画册未再出现。《全辑》的布局设计既有深度，又恰到好处，书中图片质量也非常高。









《戈壁沙漠》－本画册记录了戈壁沙漠学术探险队在内蒙古进行的两次欧亚大陆探险，该探险队主要由东京帝国大学（现为东京大学）的学者组成。探险队请求读卖新闻报社的工作人员用摄影和摄像的方式记录他们的探险征程。本画册中的照片由新闻记者宫内苍茂拍摄，由探险队从学术角度进行编辑，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探险队队员们自己拍摄的照片。本画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囊括了许多地理学、地质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照片。本画册阐明了战时的日本学者如何根据国家的扩张目标调整他们的自己的个人目标，以及如何利用军事侵略来推动他们自己的工作。


第三部分 新中国的图像：1945年至1966年

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中国共产党投入到为期四年的“国共内战”之中，并最终迫使蒋介石政府迁至台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开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历史新纪元。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已积累了较多宣传经验，且拥有远远丰富于战时的各类资源，能更积极、有效地开展视觉宣传工作。政治宣传的目标在于提高民众政治觉悟，鼓励他们去接受新兴政府及其意识形态，并激励他们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运动及各项国家计划建设。为了国家的繁荣发展，国家需要锻造新的民族意识及身份认同，也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新的国家形象，以终结外交孤立的局面。

在本版块的毛泽东时代摄影画册里，我们可以辨识出一些国家视觉宣传的基本策略：由于这些画册意在强调国家建设及普通市民的富裕生活，其编辑风格往往倾向于简洁明了、构图精心、注重对人像的展示；摄影一般按照预期效果摆拍，避免即兴快照。这些画册中的照片并非真实地描述社会生活，而是摄影师依据“指示”制作的展示样板。照片中的照明极富戏剧性，营造光荣或英雄主义感；或扁平化，最大限度地让内容清晰易读，符合普通大众的视觉偏好。

在此版块中，我们还可以追溯毛泽东形象的发展史，以及他的形象如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发展为成熟、威严的个人崇拜象征。这个时期官方出版的绝大多数摄影画册以毛泽东的肖像开篇，展示了其最高领导人的绝对位置。这成为了一种事实标准。

另外值得强调是，本版块中收录的全部画册均是当时的官方出版物。新中国建立后，民营出版被逐渐禁止，所有的出版社都处于党或政府的管控之下，所有的书籍都通过新华书店——国有的官方图书发行渠道——而销售。——顾铮

























《中国》－该摄影集由《中国》编委会主编，廖承志主编。这本“巨著”旨在纵览中国历史文化，全集包含550张图片，27张古中国文物。该摄影集精心设计拍摄，分为三部分，其中主要部分是展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所获得的成就，以及接下来的两个十年所有的美术作品和历史文物。值的一提的是，它将展现中国发展的画作与照片并列而置，使现代与传统、摄影与美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所有的文化遗迹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乃是天命所归。然而，该摄影集也包含一些像洪水这样艰难时期的摄影，以证明党有能力帮助人民群众渡过难关。这部影集首先起到政治作用，其次才是文化作用，这就使得全国的摄影师和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去尽最大的可能配合完成宣传。它没有标价，也未曾在市场上流通。几乎没有普通民众有机会看到这部作品，它是用于给外国领导人欣赏和国家图书馆进行收藏的。



















《人民大会堂》－1958年标志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始，这是一场由毛主席发起意图通过快速工业化和集体化全力实现国家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钢铁产量在一年内计划要翻一番。在中国农村，农民被分配生活在公社，将粮食增产到一个不切实际的水平。与此同时，北京的民众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准备盛大的庆典。庆典的准备工作深刻地影响到了北京中心的建筑，导致天安门广场扩建，使它足够宽敞，以容纳上千万人的游行队伍。当时的北京十大建筑——包括国家博物馆、北京站、人民大会堂都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大会堂的建筑区域大于紫禁城，在一年内就完成施工。像1958年其他一些庆典和事件一样，人民大会堂的完工伴随着相应出版物的出版。《人民大会堂》的大对开版盒子用20张全角摄影展示了其作为国家议会礼堂的最佳形态，未进行装订的松页纸板，附着一张带有引言的书名页。图片展现了会堂的外部和内部的一些听众席、宴会厅和会议厅，以红、黄、蓝的主基调的辉煌手绘填色。该摄影集为精装盒版，红色外盒和深红色塑料版本，在中国系列宣传作品中非常突出、耀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大阅兵》－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整，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历史跨入了一个新时代。接下来，三小时的大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四周围绕着大量群众队伍。该摄影集专门记录了建国典礼和阅兵过程，后半部分的插页记录了整个全局。该影集的摄影师有熊志兴、陈正清、杨振亚、罗光达、林洋、华申忠、吴群、洪峰、张力和最著名的摄影大师石少华——他曾是一名新闻摄影记者，后成为毛主席的妻子江青的摄影老师。









《新中国人民卫生建设》－展示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场爱国卫生运动，其序言写到：“在全民族范围内实行彻底的卫生条件改革”。这些图片主要都是新闻图片和宣传图片，描绘了一些新的改进方法。为了让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该摄影集中还收录了一些其他图片，例如水墨画、印花、年画、宣传画，甚至一些电影画面。









《北京站》－该作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展览工作处于1965年编辑发行，主要是北京站的照片集锦。北京站是1959年建成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通过序言我们可以得知，北京站的建设始于1959年1月20日，仅耗时7个月零20天便完工，奇迹般的效率正是大跃进时期所被期望达到的典型产物。该摄影集内含48张北京站建设过程中的图片，包括北京站的各类基础设施和乘客们上火车的场景。经过对视觉细节的处理，每张照片都十分精美。摄影集为中英双语。在封面上，毛主席题词“北京站”。







《宫灯》－该摄影集由建筑协会建筑工程部编辑，于1960年在北京由文物出版社发行。作品前言写道：中国宫灯作为独特的艺术和手工品闻名世界。为了给建筑师提供参考材料，编者选取拍摄了39种宫灯，从北京的最新品种到故宫博物院17到18世纪的收藏品，均有涉猎。作为一本建筑装饰性艺术作品，它采用了特殊的手风琴式的折叠装订方式。


第四部分 文革及其后的官方出版：1966年至今

1966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起后，整个中国响应北京的号召，为转型为现代化国家而努力。文革计划以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取代旧的观念和习俗。文革长达十年，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无数的寺庙、艺术品、港口、机构乃至生命在此浩劫中被毁灭。它广泛而永久地改变了中国社会。

印刷出版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以颠覆文化传统和阶级的运动，整个中国响应北京的号召，为转型为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它从196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随着国家对民众的动员，毛泽东新中国的缔造者及“伟大、光荣、正确”的民族救星形象被反复强调。毛泽东的海报不仅被成百上万次地印刷，在家庭、办公室和工厂里随处可见，也被大量印刷在书本上。当时，所有的官方出版物被极为有效地集中于人民出版社——一个向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汇报工作的庞大网络——之中。严格的指导方针规定着哪些内容可以被出版、哪种语言或图像会令社会受益或带来负面影响。如果触犯相关法规，相关责任人不仅会被审查，还面临着受严峻处罚的危险。

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却在毛泽东去世后，随着继任者邓小平放松政府对经济政策的管控才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期，民营出版得以开放。一些民营出版社开始出版教科书。双语书籍更频繁地在市面上出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字典，其中很多带有附图。医药、科学、艺术、体育以及文学方面的书籍大量出版，绝大部分中已读不到政治教化内容。政府也出版了大量画册，向国内外的华人展示他们有可能错失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交通枢纽、工程、建筑工业、体育、农业，以及外交关系方面的全面进展。这一切，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到达顶点。——林希文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本书的标题是当时一句流行口号“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是毛泽东众多尊称中的一个（其他尊称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等）。它恰当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当时中国民众生活和思想中的中心地位。本书出版时，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正处于权力的顶峰。1967年，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试图将旧中国改造成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代化和毛泽东思想为特征的新模式。毛泽东的拥戴者包括20世纪30年代在长征途中和他一起历经磨难的战友及支持他努力实现其新中国愿景的同志。这一时期的照片中，毛泽东通常由他的“副统帅”和“指定接班人”林彪陪同，但是林彪——这一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本书的现有版本中已经无法看到，因为他的照片在每一版本中均被刻意抹去。











《中国云图》云朵变化多端，不断形成与消散。但是通过照片，我们能够捕捉其形成、不断移动、发光，以及色彩变化背后的秘密，也可以对这些秘密进行分析。云对于我们了解大气的运动表现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温度、能见度，以及自然光线有着重大影响，也会对农业以及航空领域产生影响。中国气象局作为这本云图的编辑方，对与云之形成相关的信息进行了收集与分析。图集最开始的一张照片中，天安门上方的蔚蓝高空，飘着薄云。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纯文字叙述，概括介绍了天气系统动力学并描述了主要类型云的形成过程。其中包括了一张表格，列举了云的各种类型，表中有中文与拉丁文名称以及标准的缩写形式。书中剩余篇幅都是彩色的云图，精确地详述了每一张图片的拍摄时间与地点，通常还会并置一幅线条画，以解释所示云朵的特定特征。显然，本书会受到气象爱好者的欢迎，但其中一页一幅的高品质图片也吸着引艺术爱好者。和大部分20世纪70年代中国出版的书籍一样（与许多书籍一样的措辞），本图集开篇印上的是毛主席语录（按要求印刷成红色字体），要求人民在为战争与动荡做准备的同时，也要不断发展与进步。







《足球基本技术丛书》－1952年毛泽东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自此体育运动成为了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本丛书系列包括了16份可折叠手册，包括文字（开篇的毛主席语录）以及黑白图片，展示了足球踢法与动作，旨在教授民众适当方法，帮助他们参与到不断发展的足球运动中去。每一册都有一个重点，比如“接球”、“传球”，以及“射门”。有关比赛进程的略图形象地解释了文字难以解释的内容。照片图解了这项运动的发展历程。由于页面采用折叠形式，所有指导内容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浏览完。













《中医舌苔图谱》－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国家不仅利用意识形态引导与政治政策执行机构的作用，也倚靠为越来越多公众提供有用信息的教育者与出版者进行国家管理。中国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希望能有一些书籍为自己提供引导。就像在西方，有大量关于宗教、饮食，以及生活方式的建议性书籍随处可见。本舌苔图谱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每一页都有一个舌头特写，描述了舌头外观，并给出了对可能的潜在健康问题的诊断。本材料也以页片模式出售，用于对青年医生进行有关将舌头作为诊断工具的指导，这一方法广泛用于中国传统医学之中。医生通常会检查病人的舌头，以对造成病人健康问题的原因进行诊断，并确定内脏功能失调的情况。舌头的形状、颜色、大小、纹理、活动以及舌苔都能透露出内脏与四肢的健康状况，特别是，能够准确指出消化功能紊乱的原因。









《中国交通警察》－本书的出版是为了庆祝中国交通执法者四十年来的成功管理，这本彩照摄影书的一大特点便是全书文字皆为双语。本书全部使用了繁体而非简体中文。这一切都在暗示，这本书的目标受众是香港人，而非中国内地居民。在香港，大多数人并不认识简体字，但是英语使用广泛。照片描绘了警察愉快指挥交通的场景，相较于可能在中国城市街道上实际遇到的情况，图中的交通状况更为有序。一张双页版面上的场面是紫禁城入口外的街道，交通量很小。其他照片也描绘了各种情况下的道路沿途景象，图中包括了积雪、洪水，以及正得到交警帮助的人们。文字记录了交通管理的发展状况，涉及汽车牌与照驾驶证发放、道路维护、车险，以及司机教育。书中将交通控制与社会控制放到了同等高度，指出“交通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第五部分 中国摄影的文化复兴：1979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此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在相对自由的新环境下，中国开始对外贸易，民营企业也第一次在共产党执政后被允许经营。与经济领域的改变同时发生的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个人意见在公共领域里逐渐发声。

改革巨变也表现在“非官方”出版物的激增中。从1976年开始，“四月影会”的成员们独立出版了许多摄影画册，其中的作品包括对公众哀悼周恩来逝世时受到阻挠的影像记录。“四月影会”的画册和展览，在政府认可的媒体之外敲开一道缝隙，与服务于政治的“官方”摄影拉开距离，显示出摄影媒介私人化的倾向。他们的实践鲜明地标志着文化复兴的开始，也预示着摄影器材促成的个人表达即将广泛而快速地蔓延开来。

随着独立摄影的不断发展，摄影媒介捕捉现实的能力、摄影师的主体性，以及摄影师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引起了争论。为了传播摄影作品，摄影师们开始自制画册。通常来讲，他们自己完成画册的设计及印刷，并依靠购买书号来获取销售途径。

行为艺术与观念艺术在北京东村——上世纪90年代中叶的艺术家聚集区——等地兴起后，摄影画册成为这些短暂存在作品的载体，以及向国内及海外展示作品的重要手段。这些画册引起了国际藏家、艺术品经销商以及策展人的注意。在21世纪初，中国摄影开始大量出现在商业画廊、美术馆展览以及艺术博览会中。今天，独立摄影出版已经极为普遍。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摄影师们也可以用更为大胆的限量摄影画册去吸引读者，而不囿于传统书号所限定的分销渠道。摄影画册表达自我和展示中国摄影发展的功能还在不断发酵。——鲁小本、董晓安









《十年一瞬間》－这本书是中国近代摄影史转折的标志。打破传统的宣传模式，只展示日常生活场景，展示出迄今为止都被列为禁忌的照片。照片中包括科技书市里的参观者、非法进口衣物的燃烧残骸和被禁止了27年后重新开放的天主教堂。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贺延光摄于1984年国庆日的一张照片。在照片中，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高举着“小平，你好”的旗帜。








《美国印象》















《国人》－1994年伊始，摄影家刘铮穿越整个中国去寻找中国文化历史元素，这使他自己深深地为之着迷。他起初是《工人日报》的员工，但在1997年辞职，并继续独自旅行、摄影。像当时的其他摄影家一样，刘铮对政治会议和官方大事充斥着中国官方摄影界越来越不满。他当时创作的大量作品都尖锐地表现出对中国人民和历史文化陈旧的叙述方式的不满。通过非常规的、戏剧性的记录，刘铮“描绘”着中国的尼姑、葬礼上戴孝的女人和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陈列的蜡像。刘铮曝光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面，以平衡残酷的现实与被浪漫化的现实，对主流的参与与脱离。



















《主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姜健是河南省管乐队的中提琴手，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名摄影家。1984年，他在河南省艺术研究院找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在调查中国农村民俗的项目里，负责摄影和编辑。在当时，国家宣传部和国有报纸、杂志将经验并不丰富的员工分配到摄影项目并不稀奇，但事实证明，姜健在此方面颇具天赋。《主人》中，不管姜健拍摄的是人物的坐相还是站相，都全身入镜，选取的主要场景一般都是农民自己的家中。构建好了所有素材的背景，选择明亮、饱和的色调。比如说，他拍摄的墙上挂饰突出而且丰富，从经典的毛主席肖像到家谱、宗教物品、用于阻挡灰尘的报纸、书法表字和香港明星海报。这些挂饰既象征着未来，同时也昭示着过去。























《盒子》由彭杨军与陈皎皎共同发起，是摄影、出版物和美术设计三方面的结合。经过几年的搜集，他们邀请人们分享他们个人的照片和存储记忆的收纳盒。结果，他们收集到了诸多照片、私人信件和故事——一位女性讲述她家庭的照片集被没收后，退还回来的时候某个成员的脸被圆珠笔划掉的故事。读者也会从中看到许多私密照片，从恋爱中的年轻夫妻和站在背景画布前的小孩，到好战的红卫兵和一系列穿着制服、脸色红润的年轻男女的证件照。有些读者会在盛装摄影书的盒子底部发现一个暗藏的抽屉，里面放置着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小玩具和一张旧火车票。摄影书选取照片的排列以松散的时间顺序排列，书籍设计得饶有兴味。









《家族图谱》－在中国，家谱是民间的“民事注册”簿，用以查询人们出生、死亡、婚姻的情况，也是新生儿起名的依据。1999年，当摄影师慕辰和邵逸农的儿子出世时，他们发现邵氏的家谱在文化大革命的 “破四旧运动”中被毁坏。为此，这两位摄影家决定开展一个项目，重新创造一个家族祖先的肖像册，以“还原”家谱。在摄影书中，摄影家让每位拍摄对象都穿上中山装，让家庭成为一个整体，也像是一份宣言，与集体性的传统、独立、身份进行着反抗。摄影书最后的长插页还伴有大量的文字，讲述着家庭成员的背景信息。同时，本书也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个人收藏的照片集。


第六部分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1949年至2012年

海外摄影书为观察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变迁发展，提供了颇有意义的窗口。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拍摄中国的摄影师们大多选择呈现中国积极正面的形象。包括布雷松和卡约·格鲁巴等在内的左翼摄影艺术家，都忽略了政府一些带有争议的作为。而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摄影师们，包括东德的约翰尼斯·考尼格，则本就是共产主义政治宣传体系的参与者之一。文化大革命之后，外国纪实摄影师们对中国的态度不再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转而开始对国家当代现实中的复杂问题作出具有反思性的记录。
















《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


















《中国写真报告》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实事求是》刘香成出生于香港，童年时生活在福建省，由奶奶抚养，之后返回香港，之后于纽约亨特学院攻读政治学。1976年至1983年间，在拍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中的照片时，从技术上来说，他还是位业余摄影师，也是一名归家的浪子——他先后曾为《时代》杂志和美联社工作，使用当时被称为“美国视角”的手法拍摄照片。他所拍摄的照片展示了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中国的境况。从照片中我们即可看出，刘香成对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之间的微妙差别了解得非常透彻：“人们不再那么紧张，他们的肩膀开始垂下来，更放松，脚步也更轻盈”。

















《中国》－自2002年起，加拿大摄影家爱德华·伯汀斯基数次前往中国，以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背景为主题展开拍摄。他通过外交途径，用影像记录了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中的重要精彩瞬间，其中包括三峡大坝的建设——世界同类项目中最宏大的工程。当时，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加工厂，在这一切繁荣表象的背后，也面临着全球电子垃圾的巨大压力，以及城市基础设施过快扩张带来的影响。伯汀斯基采用大画幅相机进行拍摄，真实呈现了当时的场景。他的拍摄手法与卡尔顿·沃特金斯——以拍摄19世纪美国经济爆炸闻名的摄影家——所使用的手法类似，也与20世纪70年代采取中性客观审视态度的“新地形学”派摄影风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沉睡的中国人》－德国摄影师贝尔恩德·哈格曼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充满好奇。他随身带着相机，拍摄那些或许由于工作过分劳累，在何时何处——包括购物车、公园长凳、电动车，甚至是肉铺案板——都能睡着的中国人。哈格曼同时做了一次社会分析，将所拍摄的肖像分为：深度睡眠者、浅度睡眠者和睡眠者群像。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这一琐碎又常见的现象。然而，《沉睡的中国人》即便没有“苦大仇深”，这些被照片记录下来的现象的真实性也毋庸置疑。摄影书还配有同名网站（sleepingchinese.com），供中外人士一同上传他们记录下来的、发生在中国公共场合的睡眠。









《银矿》－从2009年起，旅居北京的法裔本土摄影收藏家托马斯·苏文便经常出没于北京郊区的一个隐秘的废品回收站，他在该回收站里拾捡、整理废弃相片底片，收购了大量原本准备回收后经化学处理以萃取银块的相片底片。苏文将收集的50多万张底片进行归档、编辑，并从中挑选出部分照片，集成一套五本的系列摄影书《银矿》。该相簿是对中国近20年来朴实且未加修饰大众生活的视觉编织，以小窥大，主题明显，通过影像记录了文化大革命后多数民众生活的点滴。《银矿》以居民生活为主题，五本摄影书分别起名为：《电视和冰箱》、《一个和两个》、《梦露和麦当劳叔叔》、《派对和人妖》、《休闲和工作》。《银矿》一方面描摹出独特的中国式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传递了受西化影响、发展变化中的当代中国社会。


关于马丁· 帕尔

马丁·帕尔活跃于摄影界，通过作品对现代生活进行着批判。他是一位摄影师、策展人，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摄影书籍收藏家，曾与盖瑞·巴杰合著《摄影书的历史》的第一、二、三卷，也为其他摄影书相关项目撰稿、策划及顾问，其中包括《拉美相簿》。他曾出版过超过二十五本个人摄影作品集，其摄影作品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洛杉矶盖蒂中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东京都庭园艺术博物馆，以及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帕尔现任玛格南国际图片社主席。

关于鲁小本&泰斯

鲁小本&泰斯是一个来自荷兰的双人艺术组合，成员包括荷兰艺术家泰斯·格罗特·瓦辛克（现生活、工作于伦敦）和鲁小本（现生活、工作于北京）。他们的合作涉及书籍项目、展览，以及摄影。他们在荷兰乌得勒支艺术学院读书时相识，并从2005年起开始合作。

他们至今已经出版了十多本书籍，包括《鲁小本&泰斯仍在搜索》（2006）、《空瓶子》（2007）、《鲁小本》（2010）、《东京东京》（Tokyo Tokyo）（2011年），以及《打击》（2013）——他们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摄影博物馆举办展览的画册。他们曾获阿尔勒摄影节最佳书籍奖（2007年）及中国学院奖（2010年），曾入围Dutch Doc大奖以及FotoKees Scherer Prijs奖，并获Thieme艺术奖提名。在北京，他们的作品由北京艺门画廊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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