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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5年中国农历新年刚刚结束,我从朋友的偶然推荐中荣幸邀请到普雷斯顿·斯科特·科恩先生,同时,介于潘公凯先生多年关注与实践的城市设计领域,以及潘先生多年担任中国美术学院与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经历,我希望尽全力促成一次对话。这次对话:既是一次新朋友的相识、相知,又是一次高层人士思想的碰撞;其后期效应如何,我只能说“我们虚位以待”。

为此,由我作为潘公凯先生生的助手提出,并在潘先生的指引下,协同潘先生团队成员(中央美术学院办公室副主任杨杰博士、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师雷大海博士、中央美术学院文化城市研究中心曹仿橘博士(女士))发起这次“对话”。希望通过双方所处的不同专业领域,进而形成思想的交锋与碰撞,共同深入探讨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发展问题、建筑文化与美学教育等重要话题。

对话 | 有朋自远方来:潘公凯对话普雷斯顿•斯科特•科恩第1张图片

普雷斯顿·斯科特·科恩(Preston Scott Cohen)

是Gerald M. McCue建筑学教授及哈佛大学建筑系终身教授。同时,他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罗德岛建筑设计学院以及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任教。2004年,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弗兰克·盖里国际建筑学会主席。2002年,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霍普斯顿·斯科特·科恩的建筑创作一直以及其富有创造性的几何造型,以及与环境的良好契合而而著称。由他创建并主持的设计机构——位于⻢萨诸塞州剑桥市的PSC建筑设计事务所,承揽了从住宅到教育文化建筑等一系列跨不同规模和领域的建筑设计。

科恩教授是广受业界好评的设计师以及一系列国际知名建筑竞赛的获奖者。他是《Contested Symmetries and Other Predicaments in Architecture》一书的作者,并荣膺多项建筑设计大大奖。包括:由美国艺术与文学会颁发的建筑学院大奖、曾三次获得美国建筑设计进步奖、特维夫艺术馆国际设计竞赛头等奖、罗宾斯学院国际设计竞赛头等奖。他的作品曾多次刊发在著名业界刊物上,被多家美术馆和展览馆收藏。包括: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库伯——赫维特国立设计展览馆、旧金山现代艺术展览馆、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哈佛葛艺术馆。


潘公凯

著名艺术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连续在中国两所最重要的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担任院⻓,主持并领导了两所学院的跨越式发展。其水墨作品家学渊源深厚,不仅继承了其父---近现代中国画泰斗潘天寿先生的艺术精神,又独具风格,尺幅巨大、气势磅礴、格调高雅、意境深远,既保有了传统文人画、笔墨书写的精妙趣味,又与现代建筑展示空间形成绝佳的融合互动,具有独特的现代审美情趣和艺术张力,堪称中国传统大写意水墨艺术现代化转型的代表与典范。曾在纽约、旧金山、⻄雅图、圣地亚哥、密歇根、巴黎、威尼斯、布拉格、东京、香港、澳⻔、台北、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杭州等国内外各地最重要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广获好评。作品被各大博物馆、主要艺术机构、重要私人藏家大量收藏。同时,他也是国内知名的艺术理论大家,八十年代以来,潘公凯提出的中、⻄两大艺术体系“互补并存,双向深入”的学术主张,在中国美术界颇有影响,著有《中国绘画史》、《限制与拓展》、《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潘天寿评传》、《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等,主编《现代设计大系》、《潘天寿书画集》、《中国美术60年》、《潘天寿全集》等大型画册丛书,在人文社科界影响巨大。另外,他的艺术实践活动也极具当代性,跨出了传统水墨的范畴,延伸到了当代艺术、装置艺术及建筑设计等其他众多领域,其装置作品《融》曾参加第五十四届威尼斯双年展,其大型个展《弥散与生成》(2010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其在当代艺术与装置艺术实践领域的一次集成。此外,他也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很多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项目与任务当中,曾主持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地铁室内设计的工作,担任了2010中国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展陈设计总监,在城市、建筑、景观、室内等空间设计领域亦有颇多涉猎。

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国际艺术学院长网络(IAPN)联席会议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央文史馆员、中央文史馆书画院副院⻓,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审专家,中国国家画院顾问、研究员,欧美同学会海归美协主席,教育部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评审委员,教育部科技委能源与土木建筑水利学部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家馆展陈设计总设计师。

潘公凯以深厚的美术功底、美术理论研究,以及多年来在美术教育工作上的经验,为我们塑造并指引出关于“造型艺术与建筑”之间的一种“诗意化”的关系,并力图将这种关系引申到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领域,去改善与改变中国当代城市高速发展中所普遍存在的”千城一面“面貌,建构中国当代城市文化自身的特点。有鉴于此,潘公凯于2005年,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率先创办了中央美术学院“文化城市研究博士班”,十年来,已经获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并积极参与中国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培养出了一批融合艺术与技术,并服务于城市发展实践的学者型人才。


下文关键点:城市发展快速、文化遗产建筑、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拆除、城市形象趋同、发展与保护、矛盾的两方面、人的行为与空间形态及功能、中国的文化建筑、标志性、国内外建筑师、建筑与美学教育


一、从美学与文化角度,看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成绩与问题

科恩:目前中国城市发展的阶段,从全球的视野来看,是二十世纪末以来非常先进和前沿的城市发展阶段;可以说,之前是美国的世纪,现在是中国的世纪。正是中国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城市建筑的发展大规模地向前推进。

潘公凯:科恩先生看到的这一点,一方面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赞许,一方面也是我们应该为之担心和焦虑的。发展很快速,其带来的好处是: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模。比如,曼哈顿的城市发展与建设历时一两百年之久,而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建设仅仅十几年的光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快速地建设和发展,必然在其过程中遗留下很多问题。

其中被(包括文化界)批评得最多的方面,是在城市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对文化遗产建筑以及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拆除得过多;另外,则是城市形象趋同,后一种问题更大,所带来的问题甚至比前一种更多。这种城市形象趋同的现象,在近十几年的城市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受到很大的批评。在以往中国的城市传统中,地域的差异与文化的特色是很鲜明的,苏州城市形象体现出的就是典型江南城市风格;而北方城市,例如,西安、大同,自然具有其雄浑壮阔的北方地域特色。但是,目前中国城市形所体现出的,是这些特色已经不再明显,不再重要甚至趋于消亡,或者呢,变成一种刻意去营造的”伪特色“。我感觉到,在保护旧城以及不断拓展新城的过程当中,“发展”与“保护”本身构成矛盾的两方面——城市发展对其控制好、协调好,是非常困难的任务。

正是因为,中国当代城市受到这种普遍的批评以及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在十年前(2005年)创办了中央美术学院文化城市研究博士班。博士班以专题形式,研究城市趋同以及找出解决的方法。我们博士班的这些学生们,绝大部分是在规划局、规划委员会的第一线工作的中层骨干。由于他们由于身处城市发展与建设的第一线,具体进行城市管理,因此也是感同身受最深的一群人。在我与他们的交谈中会发现,真正想很好的解决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其中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其一,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要求保护古代建筑(包括五十年前的建筑);其二,许多原住民坚决要求拆。因此,规划局、规划委员会的这些实际工作者们,受到了某种双面的尖锐批评,他们的状态是有点夹缝式的。但即使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国家与政府还是在近十年当中尽量希望去建立起一套比较好的城市设计理念,他们始终在摸索与探寻,他们这些中层骨干都有这种强烈的寻求办法与改变的欲望与决心。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快速发展期间的成效还是主要的,但是,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去不断解决和克服这些相互并存的矛盾,而我们文化城市研究博士班的作用之一,也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些以往手段之外的关于文化艺术提升的训练与解决办法。

科恩:我们通常在设计开始之际,会对当地空间进行分析。人在空间中的活动方式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对城市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比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这些我们工作过的城市。在我们研究它们的空间形态及人们生活习惯的过程中,它们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对空间的理解,同时也成为我们设计的先决条件。

比如说,我的一个项目地城市---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是一座密度高的城市,我注意到,人们在使用它的空间时,主要是以功能性来区分城市空间形态的。比如,教育空间、养老空间等等很多功能性的空间,人们之所以这么称呼它们,是因为这里白天时所体现出来的空间特点;但我也注意到另一方面,这里的很多街道,却只有在夜间才被真正地使用,在白天这里却基本没有街道生活(气候的原因吗?白天很热?)。这种分析就启发了我,因此,当我们面对这个富有特点的高密度城市里的特定项目时(特拉维夫博物馆?),我们的项目分析就是从室内实用空间的功能分析开始的。但是,世界上也还有一些密度低、空间广阔的城市,当在那里获得一个项目时,我们就要考虑项目外部空间及街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会从车行的流线形功能进行分析。这些因地制宜的分析方法并不冲突,它们都能帮助我们最终形成对项目设计的精准定位。

另外,我也觉得,另一个解决地域文化差异并彰显其特色的方法,是与当地建筑师进行密切的合作。其优势在于,双方会借用不同的视角对当地的地域文化进行理解。当双方不同视角结合之后,就能赋予整个设计更加全面的文化与地域性阐释。


二、中国的文化建筑在中国的建筑领域,以及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

潘公凯:在中国几十年年的城市发展中,尤其是近十几年,文化建筑发展得很迅速,其类型也在不断丰富。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等文化建筑在近十几年中发展得尤其快,除此之外还有图书馆、画廊等带有文化性质的建筑。总体来说,文化建筑的建设是由政府主导的。各个城市也很重视发展文化建筑。文化建筑更多地希望成为城市的标志、名片,以及引人注目的旅游景点。城市或者城市区块当中的文化建筑,其形态、风格以及理念——这些倾向性——往往对城市或者区块产生标志性的引导作用。

在这段文化建筑大发展的时间里,尤其是近几年,其建筑设计也越来越多地开始由国内建筑师担任,这是好事,有助于我们自身建筑设计水平的提高。但我认为,与发达国家建筑师的总体水平相比,国内建筑师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中国二十年的城市发展中,建筑师的个人水平提高得非常快,但是,在建设大型建筑方面,与外国建筑师的个人水平相比,还有有所不足。正因为这样,中国一些特大城市的大型建筑的中标率,还是基本集中于外国建筑师。

科恩:我觉得,可能是领导有不同的考虑。中国建筑师的水平也能达到国际要求的标准。只是,领导更多的考虑是出于政治因素——一般文化建筑在城市当中起到地标性的作用,选择外国建筑师来做,也不免是起到“发名片”的作用。

潘公凯:现在城市当中大型而又主要的文化建筑,我个人认为还是西方建筑师做得较好。就算是现在广受批评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址(CCTV),就建筑水平来说,还是可以的。

科恩:中国的工程正真成就了这座建筑。

潘公凯:这座建筑受到广泛的批评,正是因为它将周边的一切都压抑住了。

科恩:实际上我对CCTV的理解与大家有一些不同。从建筑外观上看,可能是建筑设计的成就;但建筑设计之于其造型,是很简单的。那么,成就这座建筑的重头在于它的结构工程师的付出,同时,更加体现出勇气的是领导者。这座建筑的20%-30%的比例是做在实体结构上,即,使用钢筋进行填实。而这样,是对施工以及结构工程师的巨大挑战。这与建筑师没有直接关系。成就这座建筑的是权势的拥有,因为,花去很大的代价却得到了一座以20%-30%无用空间组成的建筑,以及塑造那么大的一个无法使用的“空洞”。所有这些,都不是建筑造诣的表现;它是力量、权势,以及工艺、技术的展示。

当然,正因为领导者的胆略而成就了这样难以想象的建筑作品,同时,也成就了中国城市其他特异而又大胆的建筑造型。在中国做建筑设计,需经过很多的过程,我们也正是因为从头做到尾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建筑完成度是非常之高。

潘公凯: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位建筑师假如想体现自己的理念于建筑,一定要从头做到尾。


科恩:问题的关键是“精确度”。在今天,我们享用多种先进工具和设备,从而支持这种高精度的设计。

潘公凯:我可能会更加传统些吧。比如,我在做建筑设计时,细微之处的结构都是我用笔手绘的,但这种手绘也是对于精准度的追求。一位优秀建筑师,是必须做到对细节的一丝不苟,无论是”高技“还是我这种”低技”,追求是一致的。但先进工具与手段的引入仍然是必须的,比如BIM设计,它可以让即使是手绘的建筑师也能进一步的精准。总体来说,中国十几年当中的文化建筑,由国外著名建筑设计师担任设计,这还是有很大好处的。一些大型文化建筑多数选择外国建筑师担任主设计师,国内建筑师担任合作方,在合作过程中,国内建筑师也吸取到很多做这种大型文化项目的好的经验,包括思维方法上的经验,以及实施技术上的经验。所以,对我来说,不会去批评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建筑设计做得过多,而是关注于如何利用这种现象,更多地向外国建筑师吸取经验。


三、中国的建筑文文化与美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潘公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四十年,受苏联教学体系的影响,建筑被简单划归为理工科,因此建筑设计师整体的知识结构背景相对单一,基本出徒于理工科院校,失去对艺术的熏陶。在欧洲的建筑师当中,却依然保有相当一部分是美术学院出身。而建筑师队伍则必须由以上双方面的组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艺术与技术,在建筑教育中缺一不可。于是,我在2001年、2002年开始组建中国首座位于美术学院当中的专业建筑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就是要把以往缺失了四五十年的建筑在艺术领域内的这条腿补齐,重新构建起来。在组建过程中,也当然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来的理工科建筑教育及就业体系已经很完备。而我们中央美术学院没有建筑基础,没有相应师资,似乎以后学生就业也是问题,不一定能融入原有的体系。但是在我看来,只要努力,不可能也会成为可能。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和决心,开始的时候不成熟,但其成长之迅速,即使是以往保有疑问的人也转变了观念,十年间,从无到有,现在我们的建筑学院已经荣获各方好评,拥有三个全国建筑界一类学科专业,学士、硕士、博士的培养也完整有序,毕业生分布到建筑业的各个专业单位院校,甚至是世界各知名院校与设计机构,他们受到各界的好评,包括来自国际建筑界的高度评价。

我自己做建筑设计,其中一个心理是:打破建筑设计的神秘感,艺术家也可以做建筑设计。同时,中央美术学院在这是十年当中,也成长起一大批的设计专业,这也都是我带领创办的。从目前建筑学院的教学状况,我认为与美国、欧洲、日本是有差距的,还需努力。这也就意味着要更多将国际的建筑大师们请进来,将国际建筑发展的潮流引进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筑学院做了大量的国际化的交流与研究工作,并将我们建筑学院的国际化程度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突出办学特色。我们日常的国际交流之多,与国际教师专家及学生间交流之多,在中国建筑专业学院里是数一数二的。在长期交流上,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请来两位外籍教授前来长期的任教:东京艺术大学前任校长六角鬼丈先生、格拉斯哥建筑学院前任院长大卫·波特先生。

编者:李洁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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