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人物晏阳初(1893-1990)正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经济学。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奥宣战，约有20万华工踏上欧洲战场。1918年，从耶鲁毕业的晏阳初到法国担任战地服务干事，为欧洲战场的华工提供志愿服务，主要替不识字的华工代写家书。正是在欧洲战场上，他萌生了教授华工识字的最初想法，创办了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劳工报《中华劳工周报》。一名华工深受感染，寄来三年来在法国战场上的劳动所得共365法郎，以感谢他的教育，这使他第一次认识到平民百姓中深藏的“脑矿”，由此决定回到中国去启动后来轰轰烈烈的平教和乡建运动，并终其一生，致力于开发民智和民力。

       经历过一战和二战两次大规模的纷争和杀戮，以及后来冷战时代的洗礼，欧洲才出现欧盟这样的政治实践。而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上最初孕育的平教和乡建思想和行动，虽在民国时代的中国大地上风行一时，却无法撼动沉疴已久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一百多年来中国精英们孜孜以求的改良运动，至今仍是未竞的事业。在这期间，战乱频仍，政权几经更替，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努力反复冲刷着这块国土，但中国的顽症——以乡土社会为主要底色的中国大地，以及它所聚居的欠缺教育的巨量人口，仍然无法适应所谓“现代化”的要求，它所纠结的病症，即使在今日所谓“中国崛起”的时代，仍然在蛀食着这个国家的肌体。

       中国精英们最初从欧洲援引过来的共产主义政治解决方案，以及今日从美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其实都在不断地为中国制造问题。不管是政治运作，还是经济发展，都只是政党权争和上层集团的利益运算，而未能使这个国家的下游民众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民智和民力的开发，仍是今日中国的重要议题。在新千年之后，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挤压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日益严重，一些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路向，他们重拾民国时代平教和乡建的思想资源，开始在各地发起当代的乡村建设运动，通过在各地农村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实践，批判全球化和过度城市化，重申乡土问题的重要性，摸索中国发展的另类道路。

       碧山计划正是这样的历史潮流下启动的。2011年，我和左靖选择安徽黟县碧山村作为工作基地，成立“碧山共同体”(Bishan Commune)，开始共同生活和乡村建设的试验。这一年，我们从大中华地区邀请了很多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音乐人、电影导演、作家和学生志愿者访问碧山及周边村落，展开对当地社会的调研工作，在此基础上与当地村民一起工作，策划举办了第一次的“碧山丰年庆”(Bishan Harvestival)，内容涉及村庄历史展示、民居保护再生、传统手工艺的激活设计、地方戏曲和音乐表演、农村纪录片制作和放映、各地不同流派的乡建工作者的经验交流与分享等等。2012年，我们策划举办了第二次的“碧山丰年庆”并接受黟县政府委托，为他们策划了第七届的“黟县国际摄影节”，邀请参与者的范围扩展至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同时增加了生态环境保护、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农村经济合作社、社区大学等议题和内容。

       和温铁军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为智库基地，在各地领导的乡村建设实践不同的是，碧山计划更侧重于以艺术为起点进入农村。前者直接切入农村的政治和经济层面，开展社区组织、举办社区大学、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帮助农民建立经济合作社、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等，而我们限于在筹款方面对大型艺术活动的依赖（例如2011年把碧山计划列为我担任策展人的成都双年展国际设计展的参展项目以分享它的展览预算），加上我们本身的人脉资源和工作经验也都以艺术为主，而碧山所处徽州地区又以人文荟萃、历史文化沉积丰厚著称，所以我们选择了艺术生产作为建设实践的主要切入点。

       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来说，碧山计划扎根农村，是出于对当下艺术系统及制度的一种反思。今日的艺术生态虽然非常蓬勃活跃，但受制于公共权力和商业资本却越来越严重，发源于欧洲和美国的美术馆制度、双年展制度、画廊拍卖会和艺术博览会制度虽然在全球流布传播甚广，但均已沦为城市或国家品牌行销或商业贸易以及金融投资的嘉年华式的游戏，艺术生产变成满足于供求关系的流水线订制过程，艺术的创造力和社会批判的立场日渐稀释。加上它的生产和流通场域更多集聚于人口密布、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它的价值产出根本无法惠及边远的农村地区，这造成了地区分布上的失衡和不公正：一方面，城市里的艺术资源满载超溢，另一方面，边远农村地区却一遍荒芜，这和今日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布局几乎同出一辙。

       在开始碧山计划之前和之后，我们一直研究和考察过亚洲不同地区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在农村的实验，包括Rirkrit Tiravanija和Kamin Lertchaiprasert在泰国清迈的“土地计划”(The Land Project)，日本越后妻有三年展在新泻县山区农村的展览活动，印度作家Arundhati Roy在农村地区反对水坝建设和支持毛派农民抗争的社会运动等等，他们有的在探索艺术制度的另类模式，有的则在思考文化如何介入社会运动和建设，在曾经以稻米为食、以农业为本的亚洲地区，这些实践均聚焦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致力于激发被忽视的农村地区的活力，因此被我们引为同路人。

       但碧山计划并不只是一个艺术计划。它的出发点是对中国过度城市化导致农业破产、农村凋敝、农民失权、城乡关系失衡等现实的忧虑，它所依赖的历史经验是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和亚洲各地农村的文化实践，它采纳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思想和乡村哲学，以及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的左翼思想甚至安那其主义的精神理念，它以艺术为最初的切入点，但最终也希望在农村的工作可触及政治和经济层面。探索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建立城乡互哺的良性关系，实行互助和交工的劳动形式，尝试建立“水平权力”(horizontal power)的社会结构，采用“共识决策” (consensus decision-making)，实施“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恢复中国农村的自治传统，把乌托邦想象变成可操作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等等，都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里，欧洲和美国代表某种“现代化”的成功样本，这导致在过去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此前仆后继。但“西化”的结果，却把中国陷入不中不西、矛盾丛生的尴尬处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个人主义的引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结构，使本来稳定互哺的城乡关系岌岌可危。在遭遇所谓“现代化”之前，中国农村向城市输出精英子弟，他们在城市中结成同乡会互助互惠，因为心念乡土，他们会把在城市里赚得的财富反哺乡村，让父老乡亲可以修祠堂，办义学，恤孤济贫，等于不断为家乡输血；但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乡土观念淡漠，“弃老”现象严重，通过教育和工作通道进城的农家子弟，以摆脱农村为傲，他们的财富不会再回流乡土，城乡关系由此转为倒悬对立。

       这里面当然还有制度设计的深层原因，中国当代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因为历史原因，一直用二元的方法论处理城乡关系，但文化上的错误认知也不可低估。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社会，不论城乡，都是一个统一的大乡土社会，它以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差序结构进行社会组织，在政治上，中央政权的末梢到县级为止，县级以下，依靠乡绅自治，由此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自五四运动以来，对这个结构的不断改造和毁坏，导致中国不断陷入乱治之中。冷战时代结束后，中国全力拥抱全球化，在GDP主义的推动下，城市化运动以一种比革命还激烈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大多数土地资源被征用作城市商业发展，由此耕地不断委缩，农业日渐走向破产，在食品和能源方面仰赖进口贸易，实际上大大降低了整个国家规避全球性危机的能力。

       而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因为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推行自治，它是有一定抗避外在性危机的能力的。重新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并不是在推行一种保守主义，因为在今天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被迫与全球化发生关系，“小国寡民”的管理方式不可能存在于今天的客观环境之中，何况中国还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口超溢的庞大国度；重新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它的部分优点，并在一个开放的视野下探索出一种既不同于欧洲美国，也有别于亚洲其它国家的有中国特点的新路。碧山计划在农村地区的试验，用意大致如此——它希望在思考上保持一个大的视野，但行动上却着眼于最小的一个点。

作者：欧宁